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脸红的那些事

同语言打交道是愉快但需要勇气的。得有兴趣,舍得花气力,还得敢于脸红。我让自己脸红的事不少。

1989年的初冬,我从电台投奔《中华工商时报》不久,报社就是家,无所谓上班下班。那天傍晚在办公室闲晃,偶然看到海外部桌上一张待发的版样。头条大字标题,好像是说台湾的某两家企业要“联袂”推出什么市场计划。一时兴起,便脱口而出:“联缺……”。旁边毕业没几天的大学生周MM楞了一下,也脱口而出:“杨老师您念错了!是‘联妹’!”

我一脸狐疑又心有不甘:“是吗是吗——”找本字典一翻,发现确实是露了怯。臊眉搭眼赶紧开溜。但是,这个字我敢说一辈子也不会再念错了。

再比如“兄弟阋墙”,意思大约是哥儿俩为了什么犯不上的事打起来了,多比喻为一伙很亲近的人(比如企业同行之间?)发生内部纷争。这个词的正确读音也是从海外部学来的。我一直管那个挺少见的字念“砌”——乍一听上去以为和泥瓦匠有什么关系——原来应当读“细”。“兄弟阋墙”这种特考验中文水平的成语,在台湾媒体标题中很容易见到。那时我们正茶饭不思地想做一张好报纸,一天到晚研究海外媒体。我相信,绝大多数人念不准或念错,关键是弄不明白什么意思。这种风险还是少冒为好。

不知是误解还是正解,总觉着这两年新闻媒体的质量在明显下滑。“无错不成书”,乃至“无错不成报”“无错不播出”“无错不上网”,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。涉及个人反省降职罚款甚至丢掉饭碗,还属于另外的话题。最重要的是坑害读者,使你这个媒体失去信誉,至少拿到你的东西得先含糊一下:“这玩意儿敢信吗?”

其实拿文字错误来说,很多都属于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——或者因知识有限又敢于信口开河,或者就因为懒了一下没有及时翻翻字典;还有的是心理素质问题,越紧张忙活越出错。而自己弄出贻笑大方的事情来,还浑然不知,就真成了可悲的事情。

印象较早较深的是80年代中期,有一部几乎家喻户晓的多集电视片,叫《话说长江》。男女主持人都是相当的著名。那女声在剧中曾有激情澎湃的一声长吟:“玉鉴琼田三万顷~~~,著我扁舟一叶”,语出自宋代词人张孝祥《念奴娇》,几乎无人不晓。要命的是她把“扁舟”(应读作“篇舟”,小船也)读成了“贬舟”,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。我想,可能越是名人越有出名的风险吧!

那时我已经被分在电台新闻编辑组上班,每天主要打交道的除了记者,就是播音员。他们在录音间播音,我拿着一套播出稿件的副本在录音间监听(改直播还是多年之后的事)。一旦发现什么差错或者疑问,就立即停机打断(有专用的对讲话筒),再把录音带倒回去重录。这活儿比改稿子一点儿不轻松,因为播音员也是人啊,也可能随时出错。何况新闻节目时间紧压力大,经常播音员只匆匆捋一遍稿子就开录,更易卡壳出错。而编辑如果滑过去,就是事故,谁也跑不了。

下面几个例子,都是我在监听的时候亲身经历的。

——“铁铛”。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独立值班,录晚新闻。有条稿子说的是一家企业研制成功什么新产品,提到一个词叫“铁铛”。播音员念的是“铁档”。当时也没在意,但录完了怎么琢磨都觉得别扭,因为我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赶紧回去查一下字典,又问了一下记者,方知这是一个多音字,这里正确的读音是“铁撑”。“铛”,北方人烙饼的那种炊具。这样,就避免了一次播出事故。

——“霓裳羽衣舞”。“裳”,音“常”,古时候的一种裙子;现代语文也读“商”,轻声,一般在“衣裳”这个词组里出现,读音也就变了。“霓裳羽衣舞”是早几年一个很出名的民族舞剧《丝路花雨》里的舞蹈。有一次录新闻,播音员就出了错。我弄明白也纯属偶然,组里一位编辑的太太刚好是这个剧的女主角,跳这个的,聊起来才长了学问。后来北京电视台有个栏目叫“霓裳装苑”,每回那个女播音总是“尼商”“尼商”的,也没人管管。

——“降雪大调”。这事挺后怕。那天我录午间新闻,播音员冷不丁来了一句“贝多芬降雪大调第三交响曲……”。我赶紧叫她打住,一看稿子,明明是“降E大调”!这错得莫名其妙。她理直气壮反问:“那不是‘雪’的简写吗?”我大悟,只好苦口婆心地劝她:“就算是简写‘雪’,那口儿也得朝左边开呀!”“哦——”她这才明白了,“原来不是咱们中国字儿。”多悬!

——“百慕大三角地区”。那个闹出不少神秘事件的危险海域,很少有人去过但大都听说过。“百慕大三角地区”,不复杂,一口气顺下来就完了,可是从某位播音员嘴里出来,就成了“百慕-大三角地区”,中间认真地给换了口气。这当然说明根本没有理解这个词的含义。稍有闪失,险些铸成大错。当时播音部还流传一著名笑话,叫“外交部长姬鹏-飞到机场迎接”。遇到播人姓名,更悬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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