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语言打交道是愉快但需要勇气的。得有兴趣，舍得花气力，还得敢于脸红。我让自己脸红的事不少。

1989年的初冬，我从电台投奔《中华工商时报》不久，报社就是家，无所谓上班下班。那天傍晚在办公室闲晃，偶然看到海外部桌上一张待发的版样。头条大字标题，好像是说台湾的某两家企业要“联袂”推出什么市场计划。一时兴起，便脱口而出：“联缺……”。旁边毕业没几天的大学生周MM楞了一下，也脱口而出：“杨老师您念错了！是‘联妹’！”

我一脸狐疑又心有不甘：“是吗是吗——”找本字典一翻，发现确实是露了怯。臊眉搭眼赶紧开溜。但是，这个字我敢说一辈子也不会再念错了。

再比如“兄弟阋墙”，意思大约是哥儿俩为了什么犯不上的事打起来了，多比喻为一伙很亲近的人（比如企业同行之间？）发生内部纷争。这个词的正确读音也是从海外部学来的。我一直管那个挺少见的字念“砌”——乍一听上去以为和泥瓦匠有什么关系——原来应当读“细”。“兄弟阋墙”这种特考验中文水平的成语，在台湾媒体标题中很容易见到。那时我们正茶饭不思地想做一张好报纸，一天到晚研究海外媒体。我相信，绝大多数人念不准或念错，关键是弄不明白什么意思。这种风险还是少冒为好。

不知是误解还是正解，总觉着这两年新闻媒体的质量在明显下滑。“无错不成书”，乃至“无错不成报”“无错不播出”“无错不上网”，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。涉及个人反省降职罚款甚至丢掉饭碗，还属于另外的话题。最重要的是坑害读者，使你这个媒体失去信誉，至少拿到你的东西得先含糊一下：“这玩意儿敢信吗？”

其实拿文字错误来说，很多都属于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——或者因知识有限又敢于信口开河，或者就因为懒了一下没有及时翻翻字典；还有的是心理素质问题，越紧张忙活越出错。而自己弄出贻笑大方的事情来，还浑然不知，就真成了可悲的事情。

印象较早较深的是80年代中期，有一部几乎家喻户晓的多集电视片，叫《话说长江》。男女主持人都是相当的著名。那女声在剧中曾有激情澎湃的一声长吟：“玉鉴琼田三万顷~~~，著我扁舟一叶”，语出自宋代词人张孝祥《念奴娇》，几乎无人不晓。要命的是她把“扁舟”（应读作“篇舟”，小船也）读成了“贬舟”，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。我想，可能越是名人越有出名的风险吧！

那时我已经被分在电台新闻编辑组上班，每天主要打交道的除了记者，就是播音员。他们在录音间播音，我拿着一套播出稿件的副本在录音间监听（改直播还是多年之后的事）。一旦发现什么差错或者疑问，就立即停机打断（有专用的对讲话筒），再把录音带倒回去重录。这活儿比改稿子一点儿不轻松，因为播音员也是人啊，也可能随时出错。何况新闻节目时间紧压力大，经常播音员只匆匆捋一遍稿子就开录，更易卡壳出错。而编辑如果滑过去，就是事故，谁也跑不了。

下面几个例子，都是我在监听的时候亲身经历的。

——“铁铛”。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独立值班，录晚新闻。有条稿子说的是一家企业研制成功什么新产品，提到一个词叫“铁铛”。播音员念的是“铁档”。当时也没在意，但录完了怎么琢磨都觉得别扭，因为我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赶紧回去查一下字典，又问了一下记者，方知这是一个多音字，这里正确的读音是“铁撑”。“铛”，北方人烙饼的那种炊具。这样，就避免了一次播出事故。

——“霓裳羽衣舞”。“裳”，音“常”，古时候的一种裙子；现代语文也读“商”，轻声，一般在“衣裳”这个词组里出现，读音也就变了。“霓裳羽衣舞”是早几年一个很出名的民族舞剧《丝路花雨》里的舞蹈。有一次录新闻，播音员就出了错。我弄明白也纯属偶然，组里一位编辑的太太刚好是这个剧的女主角，跳这个的，聊起来才长了学问。后来北京电视台有个栏目叫“霓裳装苑”，每回那个女播音总是“尼商”“尼商”的，也没人管管。

——“降雪大调”。这事挺后怕。那天我录午间新闻，播音员冷不丁来了一句“贝多芬降雪大调第三交响曲……”。我赶紧叫她打住，一看稿子，明明是“降E大调”！这错得莫名其妙。她理直气壮反问：“那不是‘雪’的简写吗？”我大悟，只好苦口婆心地劝她：“就算是简写‘雪’，那口儿也得朝左边开呀！”“哦——”她这才明白了，“原来不是咱们中国字儿。”多悬！

——“百慕大三角地区”。那个闹出不少神秘事件的危险海域，很少有人去过但大都听说过。“百慕大三角地区”，不复杂，一口气顺下来就完了，可是从某位播音员嘴里出来，就成了“百慕-大三角地区”，中间认真地给换了口气。这当然说明根本没有理解这个词的含义。稍有闪失，险些铸成大错。当时播音部还流传一著名笑话，叫“外交部长姬鹏-飞到机场迎接”。遇到播人姓名，更悬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