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风楼夜话

人民大学的大阅览室，在30年前是人气最旺的地方。那原先是个体育馆，“文革”期间学校停办，成为我军的地盘。人大复校后，几经交涉，体育馆回归，没几天，就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挪作他用，成了史上最牛的大阅览室——其实叫大自习室更对，因为满场桌椅鳞次栉比，只有几个报纸架子屈居一侧。我也曾在那里占座位，递纸条，偶有小憩。一眼望去好几百人啊，闷着头用功。左顾右盼，总想到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盛景。

出阅览室向南，是水房，不管冰天雪地还是暑热当头，总有衣衫不整的人排队。盒碗勺叮叮当当，暖水瓶淅淅沥沥，一路水迹，引着你不撞南墙不止步，一排红楼近在咫尺，这就是东风楼。“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？”谁也不怕谁，鲜明的时代印记已不勾人遐想，有个窝栖身就念佛了。人大（但不限于人大）自复校始，便深受校舍紧张之苦，首都人民都知道77、78级“走读生”。那是一个镀着“辛苦”色彩的幸运品牌。可是有书念，还不知足？还有什么困难能吓倒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年青人？

持久战打到三年级，东风楼终于复了员。新闻系的北京男生，除了个别的被插到红二楼外地生阵营，有八人喜迁东风二楼349号房间。老式筒子楼，房间格局一致。一进屋，四张双层床，靠墙分左右，可钉可卯；靠窗又塞进四张两屉桌，下铺兼作座椅，仅容双膝。陋室高卧，头顶头，足抵足，再不用担心路上的风霜雨雪，大家很满足。

但是不久就有了不满足。时在1980年深秋，晚上11点整，管理员拉闸断电很准时。大家一边咒骂着爬上床，照例扯起了闲篇。忽听有人叹道：“眼看快毕业了，咱们练笔的机会还是太少。有什么办法多一些？”一阵沉默，便有人应：“要不咱们也办张报？编辑课上虽然做过练习，不过也就是现成的报纸贴贴剪剪，没啥意思！”

当夜无话。

《时习报》的报头，取材于一只拖鞋。制作于1980年11月，摄于2009年6月，背景为《时习报》创刊号（局部）。

1980年11月，东风二楼349室，是《时习报》的编辑部。刘扬在刻蜡版，我正准备开印。记得当时正开摄影课，不知谁拿我们当了模特，拍照技术实在不咋地。

我们要“时习”！

但一来二去，就有了感情。关于自己办报的话题，在349摸黑议，白天也议，切磋到要紧处，渐渐竟显出眉目。

首先是名称，叫什么。“人大新闻”？显得小器，而且身份歧义，定位含混，很快被否决。 “中国人民大学”？也早有了同名的校报，哪能鸠占鹊巢？学了报刊史，都崇拜梁启超，但是让《时务报》复生？感觉有些冒傻气，找打吧？别辜负了前辈。再往大了就更不敢想了，总不能办一份《世界日报》，真拿到外面卖去。还是要搞清楚自己的本分，不就是为了增加一点实习的机会吗？难道做人朴实一点、低调一点不成吗？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”？就有人灵感发现，茫茫夜幕中，孔老夫子分明已经拨亮了灯。就叫《时习报》吧，言简意赅，一语双关，岂不好顽？

问题二，系里同意不同意。这确是个严肃问题，但很快就不成为问题。时习者，实习也，与专业有关，学以致用。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，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又不跟系里要钱，也用不着报批。

问题三，报纸真做出来卖不卖。这似乎不是个问题，但很快成为严肃问题。《时习报》固然没有一分钱外部投资，无需考虑收益，但我们的news毕竟也印在paper上，总会产生成本。是定价发行还是免费赠阅？卖，或许还有点收入，蚊子虽小也是块肉，有钱就有机会扩大再生产。但是这种庸俗的想法立即遭到抵制，因为当时像《北京晚报》也就是5分钱一份，我们一个油印小报，卖2分还是1分？况且还得增加财务一人，委实是图小便宜吃大亏，况且还有偏离“实习”之正确轨道的风险。张贴才能彰显气势，赠阅才能表明真诚——当然我们欢迎各界的友情募捐（但事后证明，白日梦而已）。

最终，第四个问题就成了怎样解决“问题三”。既然为了练笔，稿费编辑费就都没人惦记，但是毕竟需要人手。再一想，印报的纸从哪来？怎么拼板？怎么印刷？谁去张贴？本着“情况不明决心大，办法总比困难多”的精神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，349人开起了“诸葛亮会”。

办报须有使命感

先说记者。我们的方针是开门办报，新闻系70名同学，只要有兴趣，谁都可以写稿（实践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多么英明）；线索和题目主要自己找，正是考验新闻嗅觉与判断能力，编辑部要对重要的事实做审核，有上稿的否决权。

再说编辑。经过对课程表的反复权衡，大家还是不太敢恣意逃课，出日报根本就是妄想，周报也紧张了点，十天一个周期好像比较靠谱。我们要求每期报纸付印之前两天，各路稿件开始汇总到编辑部——当然就是我们“349”。本室八人要率先抓稿子，文字编辑则能者多劳，当务之急是保证创刊号高质量出版。为了强调新闻的时效性，鼓励当日新闻，还要特别在报头下面注明当期截稿时间。版式设计、标题风格由刘扬统调，后期制作和印刷，重担就落在刘扬和我两人肩头。

刘扬，是才子，高考数学满分，大家都挺羡慕；弄把吉他，屋里没人时自弹自唱，并不扰民；校足球队正选门将，遍体鳞伤乃致去食堂吃饭得我骑车驮着他，但嘴硬：“×！今儿又输给钢院了，不过哥们儿扑住一点球！”最重要的，打上小学就是美术积极分子（看他床头新作迪斯科男孩，充分表明激情不减当年且确有功底），从黑板报、壁报到油印小报，都有操作经历。至于我，高二时到工厂“开门办学”，和工人师傅摸爬滚打，除了《开门红战报》，也搞过油印诗集什么的，正暗暗技痒。

30年前的印刷品，除了政府部门财大气粗有铅印，蜡版油印是最普遍的生产方式。高级一点的，有专用蜡版打字机，而且油印设备是手摇的，印出来字迹清楚，省时省力。大多数还是要靠钢板和铁笔，手工刻写腊版，然后贴到一个装有纱网的印框上，用滚子涂上油墨，一张一张推出来。那场景让人联想到成岗和《挺进报》，刺耳的警笛由远至近又呼啸着远去，很有做地下工作的使命感，用电视剧《潜伏》中的经典台词，就叫“信仰”。

一切看起来有条不紊。本室大哥老马凭借着在校学生会的职务便利，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，送来了几张蜡纸、两支铁笔和一块钢板。次日，一架破旧的油印机，半桶油墨，以及一卷白纸，相继运抵349。狭小的居室更加转不开身，一不留神就蹭一袖子，但这一切只能加深大家的参战欲望。

报头是349的足迹

稿件陆续到位。条件所限，《时习报》打算每期出两个版，我们确定了稿件的分布，刘扬大致勾出版式。我急不可耐，跃跃欲试，铁笔险些刺到阿范的眼睛。奋笔疾刻，一天后全部正文搞定。刘扬最后把标题一一填补到位，突然“啊也”叫了一声。众人惊魂甫定，他却缓缓道来：“×，这个报头可怎么弄呢？”原来一版左上角还开着天窗。

我们当然一致认为，鲜红的报头才彰显个性，才提气，牌子才正；但条件所限，玩套色印刷纯属天方夜谭。刘扬思索片刻，毅然抬起左脚，摘下已跟随他多年的拖鞋，“只能牺牲它了。”他甚至来不及擦洗，找出一把刻刀，先用红笔在鞋底勾上遒劲的“时习报”三个大字，然后紧抿着嘴，一笔笔雕刻开来……

公元1980年11月20日，国际上的主要大事，是“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，要求苏军立即撤出阿富汗”；国内的头条新闻，是“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，审判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”。在这同一时刻，人民大学东风二楼349，也迎来一个载入本室史册的日子。随着油墨滚子沉稳地推过蜡纸，第一份，诞生了。

报头位置，刘扬美滋滋，迫不及待盖上了“时习报”三个红色大字。右侧报眼，是加了线框的“发刊词”，全文如下——

亲爱的读者：您现在所看到的是《时习报》创刊号。本报方针在于：

1.顾名思义，“学而时习之”，也就是为同学们练笔提供方便。

2.为您提供或补充一点儿新闻，尽量帮您了解其他系或校外的消息。

3.为您能更广泛地把自己所独知的新闻告诉别人。在这儿顺便就欢迎您的投稿、批评等各种关心了。

本报宗旨在说真话。

本报特邀新闻系全体同学作记者。

本报暂定为旬报。

本报编辑部

1980年11月20日

第一期《时习报》印了100份。宿舍门上立马先糊上一张，算是广告。很快349报爷出动，校园内的阅览室、公告栏、食堂、水房，凡是觉着显眼的地方……（只恨蜡纸寿命有限，要不还能再多印一些）有时候我们贴完故意再绕回去，远远瞥一眼——让他们围观去吧。假装没看见，心里偷着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