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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风二楼349办报记

东风楼夜话

人民大学的大阅览室,在30年前是人气最旺的地方。那原先是个体育馆,“文革”期间学校停办,成为我军的地盘。人大复校后,几经交涉,体育馆回归,没几天,就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挪作他用,成了史上最牛的大阅览室——其实叫大自习室更对,因为满场桌椅鳞次栉比,只有几个报纸架子屈居一侧。我也曾在那里占座位,递纸条,偶有小憩。一眼望去好几百人啊,闷着头用功。左顾右盼,总想到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盛景。

出阅览室向南,是水房,不管冰天雪地还是暑热当头,总有衣衫不整的人排队。盒碗勺叮叮当当,暖水瓶淅淅沥沥,一路水迹,引着你不撞南墙不止步,一排红楼近在咫尺,这就是东风楼。“东风吹,战鼓擂,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?”谁也不怕谁,鲜明的时代印记已不勾人遐想,有个窝栖身就念佛了。人大(但不限于人大)自复校始,便深受校舍紧张之苦,首都人民都知道77、78级“走读生”。那是一个镀着“辛苦”色彩的幸运品牌。可是有书念,还不知足?还有什么困难能吓倒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年青人?

持久战打到三年级,东风楼终于复了员。新闻系的北京男生,除了个别的被插到红二楼外地生阵营,有八人喜迁东风二楼349号房间。老式筒子楼,房间格局一致。一进屋,四张双层床,靠墙分左右,可钉可卯;靠窗又塞进四张两屉桌,下铺兼作座椅,仅容双膝。陋室高卧,头顶头,足抵足,再不用担心路上的风霜雨雪,大家很满足。

但是不久就有了不满足。时在1980年深秋,晚上11点整,管理员拉闸断电很准时。大家一边咒骂着爬上床,照例扯起了闲篇。忽听有人叹道:“眼看快毕业了,咱们练笔的机会还是太少。有什么办法多一些?”一阵沉默,便有人应:“要不咱们也办张报?编辑课上虽然做过练习,不过也就是现成的报纸贴贴剪剪,没啥意思!”

当夜无话。

《时习报》的报头,取材于一只拖鞋。制作于1980年11月,摄于2009年6月,背景为《时习报》创刊号(局部)。

1980年11月,东风二楼349室,是《时习报》的编辑部。刘扬在刻蜡版,我正准备开印。记得当时正开摄影课,不知谁拿我们当了模特,拍照技术实在不咋地。

我们要“时习”!

但一来二去,就有了感情。关于自己办报的话题,在349摸黑议,白天也议,切磋到要紧处,渐渐竟显出眉目。

首先是名称,叫什么。“人大新闻”?显得小器,而且身份歧义,定位含混,很快被否决。 “中国人民大学”?也早有了同名的校报,哪能鸠占鹊巢?学了报刊史,都崇拜梁启超,但是让《时务报》复生?感觉有些冒傻气,找打吧?别辜负了前辈。再往大了就更不敢想了,总不能办一份《世界日报》,真拿到外面卖去。还是要搞清楚自己的本分,不就是为了增加一点实习的机会吗?难道做人朴实一点、低调一点不成吗?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”?就有人灵感发现,茫茫夜幕中,孔老夫子分明已经拨亮了灯。就叫《时习报》吧,言简意赅,一语双关,岂不好顽?

问题二,系里同意不同意。这确是个严肃问题,但很快就不成为问题。时习者,实习也,与专业有关,学以致用。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,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又不跟系里要钱,也用不着报批。

问题三,报纸真做出来卖不卖。这似乎不是个问题,但很快成为严肃问题。《时习报》固然没有一分钱外部投资,无需考虑收益,但我们的news毕竟也印在paper上,总会产生成本。是定价发行还是免费赠阅?卖,或许还有点收入,蚊子虽小也是块肉,有钱就有机会扩大再生产。但是这种庸俗的想法立即遭到抵制,因为当时像《北京晚报》也就是5分钱一份,我们一个油印小报,卖2分还是1分?况且还得增加财务一人,委实是图小便宜吃大亏,况且还有偏离“实习”之正确轨道的风险。张贴才能彰显气势,赠阅才能表明真诚——当然我们欢迎各界的友情募捐(但事后证明,白日梦而已)。

最终,第四个问题就成了怎样解决“问题三”。既然为了练笔,稿费编辑费就都没人惦记,但是毕竟需要人手。再一想,印报的纸从哪来?怎么拼板?怎么印刷?谁去张贴?本着“情况不明决心大,办法总比困难多”的精神,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,349人开起了“诸葛亮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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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报须有使命感

先说记者。我们的方针是开门办报,新闻系70名同学,只要有兴趣,谁都可以写稿(实践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多么英明);线索和题目主要自己找,正是考验新闻嗅觉与判断能力,编辑部要对重要的事实做审核,有上稿的否决权。

再说编辑。经过对课程表的反复权衡,大家还是不太敢恣意逃课,出日报根本就是妄想,周报也紧张了点,十天一个周期好像比较靠谱。我们要求每期报纸付印之前两天,各路稿件开始汇总到编辑部——当然就是我们“349”。本室八人要率先抓稿子,文字编辑则能者多劳,当务之急是保证创刊号高质量出版。为了强调新闻的时效性,鼓励当日新闻,还要特别在报头下面注明当期截稿时间。版式设计、标题风格由刘扬统调,后期制作和印刷,重担就落在刘扬和我两人肩头。

刘扬,是才子,高考数学满分,大家都挺羡慕;弄把吉他,屋里没人时自弹自唱,并不扰民;校足球队正选门将,遍体鳞伤乃致去食堂吃饭得我骑车驮着他,但嘴硬:“×!今儿又输给钢院了,不过哥们儿扑住一点球!”最重要的,打上小学就是美术积极分子(看他床头新作迪斯科男孩,充分表明激情不减当年且确有功底),从黑板报、壁报到油印小报,都有操作经历。至于我,高二时到工厂“开门办学”,和工人师傅摸爬滚打,除了《开门红战报》,也搞过油印诗集什么的,正暗暗技痒。

30年前的印刷品,除了政府部门财大气粗有铅印,蜡版油印是最普遍的生产方式。高级一点的,有专用蜡版打字机,而且油印设备是手摇的,印出来字迹清楚,省时省力。大多数还是要靠钢板和铁笔,手工刻写腊版,然后贴到一个装有纱网的印框上,用滚子涂上油墨,一张一张推出来。那场景让人联想到成岗和《挺进报》,刺耳的警笛由远至近又呼啸着远去,很有做地下工作的使命感,用电视剧《潜伏》中的经典台词,就叫“信仰”。

一切看起来有条不紊。本室大哥老马凭借着在校学生会的职务便利,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,送来了几张蜡纸、两支铁笔和一块钢板。次日,一架破旧的油印机,半桶油墨,以及一卷白纸,相继运抵349。狭小的居室更加转不开身,一不留神就蹭一袖子,但这一切只能加深大家的参战欲望。

报头是349的足迹

稿件陆续到位。条件所限,《时习报》打算每期出两个版,我们确定了稿件的分布,刘扬大致勾出版式。我急不可耐,跃跃欲试,铁笔险些刺到阿范的眼睛。奋笔疾刻,一天后全部正文搞定。刘扬最后把标题一一填补到位,突然“啊也”叫了一声。众人惊魂甫定,他却缓缓道来:“×,这个报头可怎么弄呢?”原来一版左上角还开着天窗。

我们当然一致认为,鲜红的报头才彰显个性,才提气,牌子才正;但条件所限,玩套色印刷纯属天方夜谭。刘扬思索片刻,毅然抬起左脚,摘下已跟随他多年的拖鞋,“只能牺牲它了。”他甚至来不及擦洗,找出一把刻刀,先用红笔在鞋底勾上遒劲的“时习报”三个大字,然后紧抿着嘴,一笔笔雕刻开来……

公元1980年11月20日,国际上的主要大事,是“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,要求苏军立即撤出阿富汗”;国内的头条新闻,是“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,审判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”。在这同一时刻,人民大学东风二楼349,也迎来一个载入本室史册的日子。随着油墨滚子沉稳地推过蜡纸,第一份,诞生了。

报头位置,刘扬美滋滋,迫不及待盖上了“时习报”三个红色大字。右侧报眼,是加了线框的“发刊词”,全文如下——

亲爱的读者:您现在所看到的是《时习报》创刊号。本报方针在于:

1.顾名思义,“学而时习之”,也就是为同学们练笔提供方便。

2.为您提供或补充一点儿新闻,尽量帮您了解其他系或校外的消息。

3.为您能更广泛地把自己所独知的新闻告诉别人。在这儿顺便就欢迎您的投稿、批评等各种关心了。

本报宗旨在说真话。

本报特邀新闻系全体同学作记者。

本报暂定为旬报。

本报编辑部

1980年11月20日

第一期《时习报》印了100份。宿舍门上立马先糊上一张,算是广告。很快349报爷出动,校园内的阅览室、公告栏、食堂、水房,凡是觉着显眼的地方……(只恨蜡纸寿命有限,要不还能再多印一些)有时候我们贴完故意再绕回去,远远瞥一眼——让他们围观去吧。假装没看见,心里偷着乐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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