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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风二楼349办报记

东风楼夜话

人民大学的大阅览室,在30年前是人气最旺的地方。那原先是个体育馆,“文革”期间学校停办,成为我军的地盘。人大复校后,几经交涉,体育馆回归,没几天,就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挪作他用,成了史上最牛的大阅览室——其实叫大自习室更对,因为满场桌椅鳞次栉比,只有几个报纸架子屈居一侧。我也曾在那里占座位,递纸条,偶有小憩。一眼望去好几百人啊,闷着头用功。左顾右盼,总想到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盛景。

出阅览室向南,是水房,不管冰天雪地还是暑热当头,总有衣衫不整的人排队。盒碗勺叮叮当当,暖水瓶淅淅沥沥,一路水迹,引着你不撞南墙不止步,一排红楼近在咫尺,这就是东风楼。“东风吹,战鼓擂,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?”谁也不怕谁,鲜明的时代印记已不勾人遐想,有个窝栖身就念佛了。人大(但不限于人大)自复校始,便深受校舍紧张之苦,首都人民都知道77、78级“走读生”。那是一个镀着“辛苦”色彩的幸运品牌。可是有书念,还不知足?还有什么困难能吓倒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年青人?

持久战打到三年级,东风楼终于复了员。新闻系的北京男生,除了个别的被插到红二楼外地生阵营,有八人喜迁东风二楼349号房间。老式筒子楼,房间格局一致。一进屋,四张双层床,靠墙分左右,可钉可卯;靠窗又塞进四张两屉桌,下铺兼作座椅,仅容双膝。陋室高卧,头顶头,足抵足,再不用担心路上的风霜雨雪,大家很满足。

但是不久就有了不满足。时在1980年深秋,晚上11点整,管理员拉闸断电很准时。大家一边咒骂着爬上床,照例扯起了闲篇。忽听有人叹道:“眼看快毕业了,咱们练笔的机会还是太少。有什么办法多一些?”一阵沉默,便有人应:“要不咱们也办张报?编辑课上虽然做过练习,不过也就是现成的报纸贴贴剪剪,没啥意思!”

当夜无话。

《时习报》的报头,取材于一只拖鞋。制作于1980年11月,摄于2009年6月,背景为《时习报》创刊号(局部)。

1980年11月,东风二楼349室,是《时习报》的编辑部。刘扬在刻蜡版,我正准备开印。记得当时正开摄影课,不知谁拿我们当了模特,拍照技术实在不咋地。

我们要“时习”!

但一来二去,就有了感情。关于自己办报的话题,在349摸黑议,白天也议,切磋到要紧处,渐渐竟显出眉目。

首先是名称,叫什么。“人大新闻”?显得小器,而且身份歧义,定位含混,很快被否决。 “中国人民大学”?也早有了同名的校报,哪能鸠占鹊巢?学了报刊史,都崇拜梁启超,但是让《时务报》复生?感觉有些冒傻气,找打吧?别辜负了前辈。再往大了就更不敢想了,总不能办一份《世界日报》,真拿到外面卖去。还是要搞清楚自己的本分,不就是为了增加一点实习的机会吗?难道做人朴实一点、低调一点不成吗?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”?就有人灵感发现,茫茫夜幕中,孔老夫子分明已经拨亮了灯。就叫《时习报》吧,言简意赅,一语双关,岂不好顽?

问题二,系里同意不同意。这确是个严肃问题,但很快就不成为问题。时习者,实习也,与专业有关,学以致用。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,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又不跟系里要钱,也用不着报批。

问题三,报纸真做出来卖不卖。这似乎不是个问题,但很快成为严肃问题。《时习报》固然没有一分钱外部投资,无需考虑收益,但我们的news毕竟也印在paper上,总会产生成本。是定价发行还是免费赠阅?卖,或许还有点收入,蚊子虽小也是块肉,有钱就有机会扩大再生产。但是这种庸俗的想法立即遭到抵制,因为当时像《北京晚报》也就是5分钱一份,我们一个油印小报,卖2分还是1分?况且还得增加财务一人,委实是图小便宜吃大亏,况且还有偏离“实习”之正确轨道的风险。张贴才能彰显气势,赠阅才能表明真诚——当然我们欢迎各界的友情募捐(但事后证明,白日梦而已)。

最终,第四个问题就成了怎样解决“问题三”。既然为了练笔,稿费编辑费就都没人惦记,但是毕竟需要人手。再一想,印报的纸从哪来?怎么拼板?怎么印刷?谁去张贴?本着“情况不明决心大,办法总比困难多”的精神,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,349人开起了“诸葛亮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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