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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喝着凉水办报”

今年10月,是《中华工商时报》创刊20周年。回想起来,迄今报社已经先后经历了四处办公地点,搬了三回家。当然每次乔迁都是因为报纸扩张,要有更大的地盘生存,不属于被城管逼得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。而每次安营扎寨,报社民间都有个一句话评点,想来也算亲切——

第一次安家,1989年夏天,东直门外新中街7号(微电子所),结果是“繁荣了当地的餐饮业”;第二次安家,1993年10月,崇文区金鱼池东街10号(北京皮毛三厂),“救活了一个厂”;第三次安家,1994年12月,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7号,“治理了城乡接合部”;第四处,1997年10月,如今的朝阳区东方东路8号,则是“促进了蒸蒸日上的房地产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新中街,虽毗邻东二环路,但尚属经济不太发达地区。报社租用了北京微电子研究所一幢三层小楼(后来在楼顶为照排车间又加盖了一层),几十个人连滚带爬,没日没夜地写稿、编报、排版。微电子所很小,后院有个小食堂,开始偶尔近水楼台,总不是办法。有家室的中午就带饭,多数年轻人只好四处打游飞,甚至饿一顿。

出大门往北路东,有一家灶台连着柜台的小饭铺。称其为60年代生产大队的伙房决不为过,梁子、椽子皆裸露在外。屋里黑黢黢的,唯一可供应的饭食,是满口牙碜的白菜馅饺子和馅饼,见不到什么油水——当然馅是一样的,您赶上煮还是烙,全取决于厨子的心情。另有拍黄瓜、煮花生米等简单凉菜,加起来七八种。不过那时大家都觉着是每天都能下馆子了,一点儿也不觉着不好吃。有一天钮文新特郑重、特感慨地把那饭铺里所有的菜都点了,往碎了边儿的碟子里倒了些醋,说,今儿是我过生日,三十而立了,惭愧,惭愧!

1989年10月6日,《中华工商时报》出版了第一期。“不蒸馒头蒸口气”,再穷总要过生日。社长兼总编辑丁望(我们都叫他“老板”)叫行政组买了两个蛋糕,几瓶“中国红”“桂花陈”,然后和大家说,我们现在还没有钱在外面找一个地方,内部也没有吃饭的地方,就请每个人,从家里带一样最能展现自己手艺的菜或者东西来,单身的人没条件就免了。当天下午,在我们那个由大车间改成的大办公室里,把那些工具台充当的办公桌拼在一起,拉线挂上红气球、彩纸条,举行了创刊聚餐会。陈大阳还从哪约了一个有架子鼓的民间乐队来,大家玩游戏,跳舞,猜谜语,非常高兴。老板带了一个“傻瓜”相机,拍了不少照片,洗出来签上自己的名字,送给大家。

人手一瓶酒,似乎反映了第一期报纸出来后轻松的心情。摄于1989年10月6日下午,《中华工商时报》创刊聚餐会开始之前。左起:丁望;温莹(国内部主力编辑,后来自己当老板去了);杨大明;魏奕芷(信息部当时就她加上我。明清戏剧硕士,对时报早期标题创意颇有贡献,后来也当老板去了)。

好多年后我才知道,10月6日也是丁望的生日,这张报纸,便是他在63岁的那一天,为自己拼出来一次新生。他满头银发,孜孜以求,历尽坎坷,永不言退。我印象很深的是1990年、91年的春节,我们一些年轻人被邀请,到他家里过年,不过是喝点茶,聊聊天,甘苦确已难言。

丁望的家在三里屯,离报社大概两三站地距离。有一天半夜,黄国华等人还在总编室加班,老板和老伴两个人晃晃悠悠一路走到报社,手上拎一个罐子。打开一看是鸡汤!当时那种感动,就像在家里面对着父母亲。不在乎鸡汤有多热,毕竟当时也是很贵的东西,这里面融进的人情、对于部下的体恤,或者说对于大家的劳动的承认和尊重,一语难表。

报纸创刊初期,日子委实艰难,但是大家坚信苦干三年,一定能够办出国内最有影响的市场化大报,会有自己的办公楼,有想吃什么都就点什么的餐厅。白天连着夜晚,熬得人困马乏,但总编室里总是人声不断。不管你是哪个部门的,来者不拒,为了抠出一个令人叫绝的新闻标题,争吵上六个八个小时是家常便饭。晚上没的吃,又没钱提前备些零食,方便面是不敢想的,几个人抢前天剩的干馒头。总编室对门是男厕所,厕所外有个涮墩布的水池子。谁实在饿得不行了,就出去接一茶缸凉水灌下肚。那种饿得两眼发花的感觉,我相信不止我一人这辈子不会忘掉。

陈西林被我们看作“款爷”,主要是人聪明豪爽。他会画漫画,兜里似乎宽裕些——至少大家都这么误以为。有时候总编室和照排的人周末加班,再不吃点就扛不住了,拼版的小女生一撅嘴,西林安慰无效,就喊一声“歇工啦”,大家欢天喜地跟着他到一家小饭馆打一回牙祭。8块钱的尖椒土豆丝,10块钱的家常豆腐,叫上一桌子。吃完了谁都不敢站起来,装聋作哑,瞥一眼西林,等着他付账。他也就有特权要一瓶啤酒,喝半瓶,带回办公室半瓶。大家都流着口水不出声,因为知道他是靠着啤酒画版,夜里还要工作。偶尔西林会带回两个半瓶啤酒,分置版样纸两侧,左一口,右一口,画到哪,喝到哪。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刻。

有一日临近午时,忽听隔壁企业部门口叽叽喳喳,“来了来了”,“快去晚了就没了”。探头望去,一位大妈被围在楼梯口,正忙活得紧。原来这位专盯附近工地民工的准个体户,发现了时报这块宝地,于是一拐弯直接把盒饭背到了办公室。菜是自家炒的粉条圆白菜,两片肉在绿色中探头探脑,米饭少许,五块钱,不算便宜。但是毕竟不下楼就能吃上两口,还是很诱人的,我也来了一份。

享受没几天,就有闹事的。有人质疑饭食的生产商和供应商并未经过卫生部门的审查许可,因为发现大妈用的一次性餐盒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,上有铁钎子留下的残洞为证。平常食量较小的陈大阳,便勇猛地用遒劲的汉隶,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两个大字“杯葛”,出现在供餐现场。不少人(包括我)对这个外来语不甚了了,立即掀起了查字典、辩含义的热潮。吃饭的事情早被抛到九霄云外,时报员工那种浓烈的好学上进攀比之风,由此可见一斑。一番唇枪舌剑,待大家基本认可“杯葛”意思就是“抵制”,大妈早已逃之夭夭,从此也再没了踪影。天下复太平,零星听到“又没地儿吃饭了”的哀怨。

毋庸置疑,平地里冒出这么大个报社,给那些连个名字也没有的小饭铺带来了福音。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要吃,况且报社还有广告客户,偶尔也要请人家吃顿便饭,新中街一代的餐饮事业也就渐渐有了模样。比如正对门,两年后就有了在北京糕点三厂基础上开办的“荟萃园”,请朋友吃饭办事已经不那么寒碜。这也应该是早期《中华工商时报》为促进社区经济繁荣做的一件好事、实事。至于说时报人勇于创业,“喝着凉水也办报”,后来甚而在业内被传为经验美谈,我实在并不引为幸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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