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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天坛(下 · 时报转折点)

(一)

2000年暮春,丁望决意做一次晚年的远足。在3月的体检中,医生告诉他,可能肝脏发现了病变。老伴担心他的身体,并不主张出远门。但丁望说:“管他了,去!”

也许,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不带工作压力出行,目的地选择了云贵高原,说走就走。刚好那一年被人们称作“世纪之交”,格外地珍惜,算来亦是丁望夫妇50周年“金婚”的纪念。

祈望一位年已74岁的老人能够重塑性格的轨迹,实为奢求,或者并无深究的意义。从23岁加入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开始职业新闻生涯,到63岁竭尽全力创办《中华工商时报》,乃至此后艰苦地跋涉在《现代市场经济》周刊或《中国合作新报》的追求中,丁望始终信奉,所谓珍惜生命,遇挫不殆的心气才是珍惜,老而弥坚的创业才是珍惜,让自己的报纸情结旺旺地不息地燃烧才是珍惜。而今,出游似乎也是一项工作,那口吻与他拍板首肯一个新闻标题时并无二致。

《中华工商时报》自1993年10月迁入金鱼池(天坛北门),次年12月便搬进了第三处办公地址: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7号。前后只有14个月时间,直到今日屈指回望,方觉其时间竟是如此短暂。金鱼池仍是时报20年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,而重中之重,毫无疑问,便是丁望的“退休”。那个场景,好像就发生在昨日,但当时确乎没有感到震撼,没有叹惋,甚至对老板的“告别演讲”一度感到不解和不满。

这是1994年1月13日的下午,十天前,时报刚刚兑现了从周三刊跃向日报的梦想,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喜庆。中午,我们搬开靠窗的办公桌,临时腾出一个会场,大家叽叽喳喳坐成几排。主席台就是几张桌子在前面拼起来,铺上一块白布。统战部、工商联的主要领导都有到场。会上,部领导先讲了话,然后宣布全国工商联对新班子的任命,同时免去丁望同志社长、总编辑的职务。丁望被笑逐颜开的新社长聘为《中华工商时报》顾问。我想,第一批时报人,大都隐约感到,老板已料知这样的程序,已经努力表现得足够坦然,望着朝夕相处的同仁,尤其是后生晚辈。

请丁望到台前讲话了。他推辞了几句,说没有什么要讲的;但是,最终还是在掌声中缓缓起身,挪开椅子,面朝向大家。对于时报的过去和现今,他说了些什么,我已无从忆起;谈到将来,他忽然清了清嗓子:“……让我当顾问,但今后有些事情可能顾问不了了,有些事情也许还是可以顾问一下,比如我们的大明同志还没有找到老婆。”

底下吃吃地笑起来,有人向我做诡异状。我实在觉得这个脸露得不快:老板这是怎么了?在这种场合?开这样的玩笑?但是他的眼睛分明没有看着我,而且没有看着任何一个人。一切很快变成沉默,稀落的、心态复杂的掌声。他从回避这场合的发言,到渴望能够有多一句话的发言,继续寻找合适的措辞,断续,亦决绝;他怎么可能无话可讲呢?他又怎么可能平心静气地讲出来呢?只有满头银发燃烧着,在午后的阳光下一闪一闪。

我忽然意识到,丁望真的离开了这张报纸。谁都无法预料,他从金鱼池的离去,将在时报创业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。会散了,大家纷乱中,桌椅归位,记忆也就随一种秩序的打乱,以另外一种秩序重新拼接。我想去同老板打个招呼,但看到那么多头头脑脑在热烈地握手寒暄,便迟疑着没有挪窝。

果然,丁望没有食言,从此再没有在金鱼池的办公楼看到他的身影。那天下午是一个结束,也是一个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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