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年暮春，丁望决意做一次晚年的远足。在3月的体检中，医生告诉他，可能肝脏发现了病变。老伴担心他的身体，并不主张出远门。但丁望说：“管他了，去！”

也许，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不带工作压力出行，目的地选择了云贵高原，说走就走。刚好那一年被人们称作“世纪之交”，格外地珍惜，算来亦是丁望夫妇50周年“金婚”的纪念。

祈望一位年已74岁的老人能够重塑性格的轨迹，实为奢求，或者并无深究的意义。从23岁加入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开始职业新闻生涯，到63岁竭尽全力创办《中华工商时报》，乃至此后艰苦地跋涉在《现代市场经济》周刊或《中国合作新报》的追求中，丁望始终信奉，所谓珍惜生命，遇挫不殆的心气才是珍惜，老而弥坚的创业才是珍惜，让自己的报纸情结旺旺地不息地燃烧才是珍惜。而今，出游似乎也是一项工作，那口吻与他拍板首肯一个新闻标题时并无二致。

《中华工商时报》自1993年10月迁入金鱼池（天坛北门），次年12月便搬进了第三处办公地址：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7号。前后只有14个月时间，直到今日屈指回望，方觉其时间竟是如此短暂。金鱼池仍是时报20年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，而重中之重，毫无疑问，便是丁望的“退休”。那个场景，好像就发生在昨日，但当时确乎没有感到震撼，没有叹惋，甚至对老板的“告别演讲”一度感到不解和不满。

这是1994年1月13日的下午，十天前，时报刚刚兑现了从周三刊跃向日报的梦想，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喜庆。中午，我们搬开靠窗的办公桌，临时腾出一个会场，大家叽叽喳喳坐成几排。主席台就是几张桌子在前面拼起来，铺上一块白布。统战部、工商联的主要领导都有到场。会上，部领导先讲了话，然后宣布全国工商联对新班子的任命，同时免去丁望同志社长、总编辑的职务。丁望被笑逐颜开的新社长聘为《中华工商时报》顾问。我想，第一批时报人，大都隐约感到，老板已料知这样的程序，已经努力表现得足够坦然，望着朝夕相处的同仁，尤其是后生晚辈。

请丁望到台前讲话了。他推辞了几句，说没有什么要讲的；但是，最终还是在掌声中缓缓起身，挪开椅子，面朝向大家。对于时报的过去和现今，他说了些什么，我已无从忆起；谈到将来，他忽然清了清嗓子：“……让我当顾问，但今后有些事情可能顾问不了了，有些事情也许还是可以顾问一下，比如我们的大明同志还没有找到老婆。”

底下吃吃地笑起来，有人向我做诡异状。我实在觉得这个脸露得不快：老板这是怎么了？在这种场合？开这样的玩笑？但是他的眼睛分明没有看着我，而且没有看着任何一个人。一切很快变成沉默，稀落的、心态复杂的掌声。他从回避这场合的发言，到渴望能够有多一句话的发言，继续寻找合适的措辞，断续，亦决绝；他怎么可能无话可讲呢？他又怎么可能平心静气地讲出来呢？只有满头银发燃烧着，在午后的阳光下一闪一闪。

我忽然意识到，丁望真的离开了这张报纸。谁都无法预料，他从金鱼池的离去，将在时报创业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。会散了，大家纷乱中，桌椅归位，记忆也就随一种秩序的打乱，以另外一种秩序重新拼接。我想去同老板打个招呼，但看到那么多头头脑脑在热烈地握手寒暄，便迟疑着没有挪窝。

果然，丁望没有食言，从此再没有在金鱼池的办公楼看到他的身影。那天下午是一个结束，也是一个开始。

之后不久，就听说68岁的丁望只身前往上海，开始了《现代市场经济》周刊的筹备。1994年6月，杂志正式推出，显然借鉴了美国《商业周刊》的设计元素，蓝色基调，图片醒目；文章选题与文风，与当初的《中华工商时报》一样提气。主要栏目，如“权威人语”“经济分析”“北京传真”“热点访谈”“财经短论”等等，相当齐整。丁望几度往来于沪京之间，可谓疲于奔命，殚精竭虑。

9月9日，丁望约请了二十多位北京的媒体朋友，在府右街的北京图书馆老楼召开评刊会，会后在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晚餐。他很低调地向大家报告说，杂志已经出来四期，但“还是试刊性质，办得很累，内容十分不能令人满意，这次回到北京向朋友求援。”

他直言，“中国目前周刊还不成气候，这本周刊应属我国第一本新闻性财经周刊……估计不出三年，中国新闻界会起周刊热，这本周刊也许能在其中起一点作用，为此我对它倾注很大热情。”丁望也希望我能够组一点反映市场和产业分析的稿子，很快我就给他寄去了两篇，陆续刊发。但是好景不长，过了年，就得知这本杂志遭遇了“不可抗力”的打击，被迫停刊。

直到1998年的一天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正是丁望的声音。他说一直在操持的《中国合作新报》资金有了眉目，内容要抓紧策划，如果这个周末有空，希望找几个人商量一个版面方案；又说，“我知道你们都忙，不过这个报纸将来还是非常有前景的，我希望你们能贡献自己的才智。如果愿意，你也可以来主持这个报纸，我来做顾问，打下手。”我自是惶恐，连道岂敢岂敢，但对约见满口答应。倒不是这个“新报”对我有什么诱惑，只是老板开了口，怎能让他失望？

星期天一早，按图索骥，找到东三环外松榆里一处楼房，叩门而入，是个三居室，厅很大。老板说是一个朋友的，借用。那天还来了三四个其他媒体同行。丁望把这张报纸的读者定位，描述为“有文化的劳动者”，认为过去办经济类报纸，主要着眼点是事件和资讯，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读者不仅需要通过报纸获得信息，还要获得知识，体现品味，满足兴趣。我模糊觉着，他是想办一份给高层次知识群体看的综合性报纸，凸显评论的地位。

说心里话，我觉得这个定位过于宽泛，志存高远固然可钦可敬，但又一个面向全国、涵盖天地的大报架子，得多少人力、多大投资才能做起来？我们面面相觑，他则心无旁骛，缓缓道来，同当初办时报时给我们分析版面毫无二致。那天我们攒了24块版的报纸架构，已是中午，丁望建议一起到楼下小铺吃点什么。我们都不想让老人家再操心，齐声告辞，一路聊着你我的近况，忙不忙，累不累，朝300路公交车站走去。

丁望在金鱼池的“告别发言”已经过去了15个寒暑。那之后几年，时报又搬了两次家，与金鱼池越来越远，时报的老员工也越走越少。但我相信，丁望给每个人心里埋了一颗精神的种子。他并没有过人的聪慧，不太会演讲，更不能说擅长团队的治理，却具备一个报人最难得的信念的执着。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孩子，从早到晚，总握着一块磁铁，在沙坑中转啊转，没完没了地收集铁屑，乐在其中。每看到铅字的排列，嗅到油墨的味道，他就兴奋。一直到今天，有时我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，或者需要拿什么主意的时候，也曾搜肠刮肚回忆与他的交谈，或文字往来，想从往昔的印象中得到些启示，哪怕蛛丝马迹的借鉴，而所获甚少。他似乎离你近在咫尺，抓一把，又荡然无存。

金鱼池的日子值得怀念。那年春节前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，中午大家都扔下手里的稿子，吆五喝六冲过马路，到对面的天坛公园去打雪仗。办公楼里出奇地安静。

2000年4月，丁望在旅行中。这是贵阳花溪公园的一个小山。老伴劝他不要爬了，他坚持要上去。到了山顶，他让别人给他拍一张照片。他说：“你看我上去了罢，都不气喘。”

《现代市场经济》周刊，丁望的事业新起点。第2期（1994年6月出刊）的封面文章，是“特约记者舒立”专访关贸总协定（GATT）总干事彼得·萨瑟兰。

《现代市场经济》第2期版权页，有丁望撰写的“编者的话”和工作照。

舒立采访萨瑟兰时，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合影。摄于1994年5月，迄今亦整整15年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