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文字是肉做的。”当我第一次读到董桥先生这句话，真有一种觳觫的感觉——出自一个中国人对于自己母语的最初级的理解，也可以说，是逐渐积累至今但仍旧模糊的一种职业体验。这么多年，无论是初期干广播，还是后来做报纸、杂志，无时无刻不在与文字打交道；但是对于文字，即使到了今天，我又能说有多少真正的理解呢？

我当记者，是从学说话开始的——谁不会说话？我就不会。没想到念了十几年书，走出大学校门，又从小学生的语文学起。至少在我刚进电台那段时间，大约有三四个月吧，一位老广播、老编辑，他叫赵世良，每次拿起我的稿子，第一件事情不是批评导语的技巧，也不指点叙述的层次，而是专从最基础的遣词造句挑毛病。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拿起笔来，先把“已”改成“已经”，把“但”改成“但是”，把“终”改成“终于”，把“即”改成“就是”……然后再看下去；一边不厌其烦地教导我：“你再念念，看看，现在是不是比以前更清楚、更顺了？”

由于年龄原因，老赵那时已经离开了采编业务一线，偶尔会来我们办公室转转聊聊，总是一身发皱又发白的蓝干部服。或者签发新闻的负责人（“带班主任”）临时忙不过来，便请他来顶替一下。和他搭班并不紧张，但是得格外细心。无论自己写的稿子还是编别人的文章，我不止一次受到老赵近乎苛刻的告诫：“先把舌头撸顺了再说！”但他很注意给年轻人留面子。有次星期日，新闻节目正好我和他一个班，稿子中有“迥然不同”这个词，我念成了“回然不同”。他并没有立即纠正，而是不动声色，按照正确读音重新念了一遍。我依旧错，他又读了第二遍、第三遍，我才意识到不对劲，赶紧去查字典。

我很快从淡淡的不屑或者不耐烦变为肃然起敬，并从此渐入一种漫长的思考，一直延续到今天：什么是报道的最高境界？对一个记者的最高奖赏是什么？其实这很简单，就是让你的文字（声音）让尽可能广泛的人理解、接受；而首先，是让读者（听众）明辨你发出的语言信号。

从此，我开始强求自己；我要求一边在心里默念——最好是读出声来——一边写稿子，写完之后至少再朗读三遍，每次肯定能发现差错或者可以修改的地方。我也被逼得在茫茫字海里寻找一种“话筒感”——播音员在录节目的时候，都爱这么比喻。我坐在那儿，假想面对的不是稿纸而是兄弟或同事；我小心地反问自己：日常生活中是这样表达一个意思吗？如果你急于用简练、清晰、流畅的语言告诉别人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是用这样的语言交代吗？

这肯定是一件十分累人的事，至少，纸篓中的废纸与日俱增。

我开始对一些文字深恶痛绝，它们至今在各种出版物和广播、电视节目中还格外活跃，甚至可以说越来越猖獗。比如，这个“该”字——“该公司”“该产品”，甚至还有“该人”——想一想有谁会在日常谈话中用这样的书面语言呢？为什么就不能用“这家公司”“这种产品”“这个人”呢？时至今日，我一听到这个“该”就恨不能堵上该耳朵。

如果说，在编辑中枪毙“该”们只是为了回归一种感觉上的正常，那么“全部”这个词若使用不当，就可能意味着完全相反的意思——试想，“全部合格”与“全不合格”，听上去难道不是根本对立的结局吗？（记得有一年看电视转播国庆游行，那播音员道：“少先队员们全部穿着红上衣、黄裤子，和国旗的颜色一样……”究竟和国旗的颜色一样不一样？）类似的例子很多，像“组织/阻止”“长命/偿命”“切记/切忌”等等。我早不和广播稿打交道，但是今天在使用拼音输入法，出现同样差错的机会一点没有减少，而且错了就是白纸黑字啊！

我也开始为拿腔拿调的文字堆砌暗自羞愧。转行报纸不久后的一个晚上，同事西林很郑重地要求我跟他去看一场京剧，确切说是“捧角”。他的一个好友瞄着那年的“梅花奖”，造势，在人民剧场搞了个人专场。我对京剧毫无兴趣，只当是耽误一晚上功夫，便问他怎么捧；尤其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叫好，别弄巧成拙给人添堵。西林便一本正经地教我：“只要台上的演员一拉长音儿，你就在底下暗暗跟着使劲，也唱，不过千万别出声。什么时候你实在一口气憋不住了，自然一股气流自丹田喷发而出，‘嗷——’也就叫出来了！没错！”那个晚上，确实嚎得很爽。

这件事后来给了我挺大启发。那么多记者编辑一天到晚拼命地制造报道、输送报道，怎样才能叫大家爱看爱听？至少不能让经过专业训练的主持人也念不下去，一口气憋死吧？（我始终认为好的文章是能读的，而不仅仅是看的）。早年间，我曾经帮央视的经济频道写一点时评。每每在电视屏幕上，看到久经沙场的赵赫们被我那稿子折磨得五官挪位，我实在无地自容。最后缴械投降，逃之夭夭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还在不胜其烦地进行各种最基础的业务培训，诸如把被动语态改为主动语态，把那些复句、倒装句式搂顺了再切成几段，把一句话的字数限定在易读、易懂的范围之内（一般以15个字以内为宜），一段文字最多不能超过几行，等等。说起来简单，做圆满了真的不易！为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弄出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文字来，因为睁开眼睛看你、树起耳朵听你的，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。